眾多跨界者近年來強勢進入危廢處置市場，但危廢行業到底是紅海還是藍海？在11月舉行的一場高峰論壇上，這一話題引來業界、學界、投資界的熱議。“對危廢行業來說，紅海與藍海皆存在。一方面是整個危廢市場越來越大，另一方面行業風險也非常大，”中國環境科學院研究員王琪提醒道，這個行業很有可能存在虛火。

“2018年對危廢產業發展是非常重要的一年，行業集團不斷并購，其他領域企業紛紛考察投資，跨界使得危廢領域異常熱鬧。”中國循環經濟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趙凱在會上發言時表示。長江證券環保行業首席分析師凌潤東也提出，他一直認為危廢是最具有子行業前景的板塊，危廢量在不斷攀升，各個省的危廢處置價格也在不斷攀升。從大環境來看，監管一直在加強，短期內不可能放松。

王琪則追溯了危廢行業的興起。在他看來，最高法和最高檢2013年對環境污染刑事案件出臺了司法解釋，2016年又進行修訂，是危廢行業市場擴張的關鍵時間節點。司法解釋稱，非法排放、傾倒、處置危險廢物3噸以上的，就會因構成“污染環境罪”獲得刑罰。

再加上2015年末、2016年初，江蘇省相繼曝光了“靖江毒地”、“常州毒地”等環境污染事件。環境高壓政策之下，突然出現了大量廢物沒有去處的情況。危險廢物又必須要送到有危廢處置資質的機構處理，這就出現非常大的市場，處置價格也水漲船高。

“市場是由于這種情況造成的，很大可能有虛火在里面。”王琪進一步解釋了危廢處置行業面臨的三大風險。

首先是政策風險。他注意到，我國目前針對危險廢物管理的技術標準和法規尚不健全。2018年8月生態環境部才增設了固體廢物與化學品司，人員、精力都有限。這也造成地方管理缺乏法規指導，各地管理尺度差異較大，衍生出一些灰色地帶，以及造成危險廢物跨省運輸非常困難等情況。總體而言，政策上管理不健全造成的行業風險極大。

其次是市場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。“兩高”司法解釋出臺后，“企業被迫據實上報，導致2016年我國統計的危廢產生量猛增”，王琪說。根據《中國環境統計年鑒》，與2015年相比，2016年我國危廢產生量增加1371萬噸至5347萬噸，同比增34%。

“但即使如此，到現在仍然沒有人確切知道我國每年到底產生多少危廢。危險廢物并不是一種物質類型，包含的物質非常復雜，到現在為止我們也不知道每年5千多萬噸危廢到底是什么。底數、種類不明，就導致危廢處置單位在建廠時摸不清市場，設計院也不知道要處理什么；投入運營時，用戶也不完全清楚自己的需求。”王琪告訴財新記者。

在王琪看來，危廢處置行業技術力量薄弱所帶來的風險，也是投資界沒有意識到的。“由于危廢行業發展太快，企業如果大量投入培養技術和管理人員，當人才成熟后馬上就有其他企業以較高的收入將人才挖走，這就導致沒有人愿意培養行業人才。此外，相比搞證券、IT，危險廢物行業的收入和工作環境對技術人才的吸引能力弱一些，”王琪介紹，到目前為止，危險廢物行業甚至是整個固體廢物處置行業，還沒有形成完善的技術體系，人才也極為缺乏。

危廢處置利用，通常可采用綜合利用（資源化）、處置（無害化）和貯存三種方式，其中處置主要采取焚燒和固化填埋兩種方法。本次論壇上，有不少投資界人士提出，現階段無害化（即焚燒與填埋）比資源化方式更值得投資。“填埋可以自主處理處置，而焚燒產生的飛灰處理需要成本，還需要填埋的資質，因此填埋會比焚燒相對值錢一些。”有券商提出。而資源化項目由于產業鏈太長、回收周期長、技術升級換代太快等問題，不被投資界看好。

王琪認為，目前我國針對廢物管理的基本原則存在很大的缺陷，處置方式主要就是焚燒和填埋，并不包括自然循環和社會循環。在他看來，固體廢物就是放錯位置的資源。所謂的資源化本質上就是循環，包括社會循環（也就是所謂的綜合利用）和生態循環，針對固體廢物管理的基本原則也應該是促進這些循環。

據王琪介紹，2016年，我國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為30.92億噸，危險廢物產生量為5347萬噸，這還不包括農村固體廢物產生量。據估計，我國農作物秸稈產生量為10.40億噸，禽畜糞便產生量為38億噸。我國固體廢物堆存量已超過600億噸，其中煤矸石45億噸、金屬礦廢石438億噸、尾礦146億噸。這些固體廢物極大挑戰著環境承載力。

在我國，固體廢物進了填埋場之后便是與外界隔離的。他提議，可以將填埋場當做資源儲存場。他還以德國地下鹽礦危險廢物處置場為例，該處置場設有樣本庫，樣本庫內一排排架子上擺放著儲存在地下鹽礦內的各種危廢樣品，而這些都可以作為資源以待將來利用。